民主的方向—评林垚《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

节选:在我看来,林文真正要揭示的并不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寻找和依赖指明灯的问题,也不是美国有没有资格当指明灯的问题,而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知问题以及造成这种认知的价值基础问题。比如说,在分析美国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时,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以及分配不公,因此他们主张以扩大社会公平为政治取向、向弱势群体进行倾斜的分配政策。

======================

 

终于有时间细读林垚发表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Beaconism and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一文 (以下简称林文)。该文在今年年初发表之后,广受关注。以下是我对该文的几点看法。

首先是我对林文主要观点的理解。

从林文的标题来看,它的主要解释对象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存在的所谓“川粉现象”或“川普情节”。但是在具体讨论时,作者对非自由派中国知识分子的川普情节也有提及(for the section on “civilizational vindictivism”)。同时,林文在概念上对川粉(崇拜川普个人)和川普化(在策略上或者内容上认同川普实行的政策以及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做了一个区分,但是在具体分析时该这种区分不是很明显。在这里为了简化表述,我将二者也合并讨论,并将其统称为“知(识分子)川(普/粉)化”现象。

林文把“知川化”现象的出现主要归结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政治灯塔主义”。其主要产生机制如下: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触的关于美国民主制度的信息和知识来源比较单一,内容比较刻板、片面。由此,他们对美国民主有朝圣者一般的向往,同时也对后者形成了一种完美化的表面印象,或者理想化的投射和想象。进入21世纪,当我们的信息更加丰富和多元、有越来越多的机会直接或间接观察美国政治社会制度运行的方方面面之后,美国式民主的种种缺陷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关于这些缺陷。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问题,枪支暴力事件,司法不公,党性之争导致公共政策决策低效等等。对于向往美国式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理想幻灭造成一种强烈的群体失落感。这种失落的心理状态正是对川普产生认同的土壤。

林文发现造成“知川化”现象的第二个因素是 “文明灯塔主义”。这里林文用了两个概念。一个是 “文明灯塔主义”,另一个是“文明正名主义” (“civilizational vindictivism”,译文出自林文中文简述版)。前者带有防御性,其情感目标是通过复兴使中华文明可以和西方文明平起平坐,主要流行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后者带有攻击性,其情感目标是以中华文明取代西方文明,主要流行于非自由派,有国家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之中。这种情绪和“知川化”现象之间的关联逻辑大致如下。首先,19-20世纪期间,中国国力衰退,处处被动挨打。这种局面和中华帝国在世界文明史的辉煌地位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催生了国人对中华文明复兴的期盼与渴望,这是“知川化”现象产生的心理前提。其次,过去的20年间,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这使得国人对文明复兴的渴望不再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可触及的现实,这是“知川化”现象产生的物质前提。第三, 911事件以及其后在西方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直接暴露了西方文明脆弱的一面,加上信息时代的到来和频繁的国际交流,使得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知越来越立体,所有这些因素开始引发国人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质疑,并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复兴中华文明甚至以此替代西方文明的想象和冲动。

下面是我对林文的评论:

“知川化”是一个在中国公共舆论空间很突出也很受关注的现象,但是很少有人对这个现象进行梳理,更不用说对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剖析,并进一步做抽象的总结。林文的最重要贡献就在于他对这一 现象所做的概念化分析。

林文用“政治灯塔主义”和 “文明灯塔主义”来解释知川化现象。二者的产生逻辑十分类似,即一种与幻灭感共生的失落,以及因失落所引发的、由情感驱动的半理性选择。林文对知川化现象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但是我并不太认同 “灯塔主义”这个概念。因为在我看来,它和林文试图通过这个词语表达的观点不是十分契合。

首先,关于“主义。 “主义”一词,在我看来,代表一个有原则性的,甚至教条的知识体系。而林文所揭示的这种因为 “偶像”缺陷暴露而产生的幻灭感和对替代物的心理需求,充其量只是一个集体心路历程,算不上一个知识体系或主义ism。

其次,关于“灯塔”。所谓“灯塔”,就是方向坐标; 所谓“灯塔主义”,就是根据固定坐标为自己的行动确定方向。 “灯塔主义”一词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就是作者似乎要批判中国知识分子有“朝圣者”情结,对“灯塔”过于依赖。但是,实际上,林文试图批判的,并不是一个人在前进的道路上需不需要灯塔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找错了灯塔的问题,而是对灯塔的实质及其局限性的认识问题。好比说,一个人朝着一盏灯走,边走边憧憬,以为总有一天,走到这个灯下就可以进入理想世界。结果,还没走到,就有人回来报告说,其实这个灯下的世界也不是那么理想,那里也有很多不那么光鲜的东西。以前离得远没有发现,现在发现了,怎么办呢?继续走,还是原路返回?实际上,“知川化”现象的实质,代表了第三种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换灯,也就是说,他们希望通过换上川普这盏探照灯,美国能够解决自己灯下黑的问题,同时顺便解决灯光太弱,有些地方长期灯照不到的问题。

换句话说,林文真正要揭示的并不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寻找和依赖指明灯的问题,也不是美国有没有资格当指明灯的问题,而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知问题以及造成这种认知的价值基础问题。比如说,在分析美国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时,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libertarian socialists in particular)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以及分配不公,因此他们主张以扩大社会公平为政治取向、向弱势群体进行倾斜的分配政策。中国“川化”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看法却与此相反,他们认为,美国的问题恰好在于太强调平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所谓的“政治正确”。他们认为:美国底层社会成员之所以沉在底层不能向上流动,主要是由于这个群体成员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比如懒惰、缺乏奋斗精神等等。由此,他们进一步认为,美国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恰恰是因为美国现有制度赋予了这些群体太多话语权,太多政治空间,进而导致这些群体“自我中心化”以及个人权利意识的膨胀 — 这些才是造成美国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以上这些认知差异都不是“灯塔主义”可以解释的,因为这些认知背后蕴含着更深层的价值取向问题,而后者是更值得进一步深究的。

当然,造成“知川化”现象的原因除了林文提到的之外,可能还有很多。比如,有一个非政治的社会心理因素,是林文里没有涉及的。这就是对所谓逆袭者的特别热衷和关爱。很多中国人支持川普是因为他在竞选中一直处于弱势,不被看好,后来居然逆袭成功。上台后,美国精英媒体对他的批评和各种嘲讽又是铺天盖地,因此,很多人相信这是美国政治建制派对川普的个人政治迫害,于是更增加了对他的同情和支持。对于川普是不是无辜,是不是一个受害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事实判断,需要考察受众接受到的信息是否真实,角度是否多元,分析是否客观全面。而受众对逆袭者的特别关爱,则是一个普遍社会心理现象,并非“知川化”现象所独有。对这种现象的心理学解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普通人更容易与逆袭者产生共情,因为毕竟大多数人都不是人精,而是处在或者曾经处在竞争中弱势地位一方。其次,逆袭成功也就意味着强势一方的失败。后者会给逆袭者的支持者带来幸灾乐祸的快感。再次,逆袭成功的剧情更加刺激,更有观赏性。因此,逆袭剧情受欢迎是很自然的。但是,人们对逆袭者的支持也是有局限性的。有研究发现:只有当竞争结果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紧要或者关系不大时,人们才更愿意支持逆袭者;一旦竞争结果与自己利益攸关时,多数人还是会把宝押在竞争中的强势一方。

 

Leave a Reply